共患難無怨尤，結詩集有短引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讀蘇軾《王定國詩集敘》

      在給王鞏詩集所作的敘文中，蘇軾開篇即對太史公的詩論提出質疑。然據文獻考證，“國風好色而不婬，小雅怨誹而不亂”實出自淮南王劉安的《離騷傳》，蘇軾此處歸諸太史公，稍顯疏忽。他指出此論僅識“變風變雅”（即周代詩歌從禮樂昌明的盛世之音，向涵蓋時代格局、文學功能與心靈表達三重維度的哀怨諷喻風格轉型），卻未觸及“風雅之正”的核心。蘇軾明確提出“發於情止於忠孝”的詩學標準，將唐代詩人杜甫推為“古今詩人之首”，正因杜甫即便“流落饑寒，終身不用”，仍“一飯未嘗忘君”，這份忠君情懷，恰是蘇軾心中“詩之正”的典範。

      這一論斷絕非空泛議論，而是直指宋代新舊黨爭的現實：在政敵傾軋、文人動輒獲罪的背景下，蘇軾強調詩歌應超越個人境遇的怨憤，回歸到忠孝倫理的精神內核。而王定國的貶謫經歷與詩作，恰好成為這一詩學觀的鮮活註腳。因“烏臺詩案”牽累，王定國被貶至賓州（今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賓陽縣）任監鹽酒稅小官，三年貶謫中，他歷經“一子死貶所，一子死於家”的喪子之痛，自身亦“病幾死”，然其寄給蘇軾的嶺外詩作，卻是“清平豐融，藹然有治世之音”。所謂“治世之音”，出自《禮記·樂記》“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”，本指政治清明的音樂特質，蘇軾用以形容詩歌，足見對王詩境界的高度認可。即便詩中偶有“幽憂憤歎”（指因過度憂勞而生的憤慨歎息），也僅聚焦慮於“恐死嶺外，而天子之恩不及報，以忝其父祖”的愧疚。“忝”即“有愧於”之意，王定國念及自身出身三槐王氏仕宦世家（祖父為王旦宰相），惟恐辜負君恩與家族聲望，全無對個人境遇的怨懟。這種“止乎忠孝”的創作實踐，正是蘇軾“詩之正”理念的完美印證。

      敘文最動人的筆墨，藏於蘇、王二人患難情誼的細節之中。烏臺詩案中，王定國因與蘇軾交游密切，淪為政敵攻擊的靶子：御史舒亶等不僅指控二人“漏泄禁中語，陰同貨賂，密與宴游”，更指責他收受蘇軾的“謗訕文字”而未上繳，意圖將二人交往定性為結黨營私之舉。最終王定國被貶賓州，蘇軾深知摯友因己獲罪，“意（揣度）其怨我甚，不敢以書相聞”，這份愧疚與王定國暫返江西後、主動寄來數百首嶺外詩的坦蕩，形成鮮明對比，瞬間凸顯出王定國“不怨天，不尤人”的人格境界。此語出自《論語·憲問》，原是孔子面對“莫我知也夫”的境遇時所發慨歎，蘇軾引之，恰為其摯友的品格作注。

      這種境界在文章中層層遞進：其一，詩見其心，喪子與重病的雙重重創，未讓王詩沾染半分怨尤，反而留存“報天子之恩”的赤誠；其二，行證其品，歸來後的王定國“詩益工，飲酒不衰，所至窮山水之勝”，全然“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（即改變原有生活志趣與處世準則）”，連隨他南遷的歌妓宇文柔奴（其“此心安處是吾鄉”之語，恰是王定國心境的外化），都能有此坦然襟懷，更顯其人格感染力；其三，友映其德，蘇軾讀罷詩作“廢卷（即放下書卷）而歎，自恨其人之淺也”，這份自省並非貶低自我，而是以己之“淺”反襯王定國之“深”，實為對超越世俗怨懟的真摯友情，最深切的致敬。

      作為宋代集序的經典之作，《王定國詩集敘》突破了前代序文的傳統模式。漢魏以降，集序創作多以“釋書名、述作意”為核心功能，即便唐代偶有提及作者，亦未脫離“為典籍作序”的框架；而蘇軾此作卻以“詩”為媒介，將文本重心轉向“傳人”，即通過詩歌折射出作者人格。全文僅在回憶彭城往事時，略提王定國“往返作詩幾百餘篇，余苦其多，畏其敏，而服其工也”，其餘筆墨皆聚焦於他的人生遭際與精神品格，實現了集序“由序書到傳人”的功能昇級。

      更精妙的是文章筆法的兼融，議論（詩學觀闡釋）、敘事（彭城往事追憶）與抒情（愧疚與敬佩之情）渾然一體，無可分割。如蘇軾回憶昔年王定國“過餘於彭城，留十日”，曾與顏復（字長道，顏回後裔，時任國子監直講）同遊泗水、登臨桓山，“吹笛飲酒，乘月而歸”，蘇軾彼時“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”，並感慨“李太白死，世無此樂三百年矣”；而如今，蘇軾因年“老，不復作詩，又以病止酒，閉門不出”，門外數步便是大江，卻“經月不至江上，眊眊焉（形容衰老遲鈍的模樣）真一老農夫也”。今昔場景的鮮明對比中，二人友情的篤厚與王定國人格的高潔躍然紙上。同時，蘇軾摒棄了宋代臺閣序文常見的應酬習氣，以“余意其怨我甚”的坦誠、“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”的慨歎，讓文本滿溢“以情動人”的特質，這正是其文體創新的核心價值。

      宋哲宗元祐元年（公元1086年）四月二十日，蘇軾剛結束自烏臺詩案以來十五年的貶謫漂泊，奉召還朝。彼時雖暫得安穩，他卻已預見黨爭暗流仍在湧動。此時為患難摯友的詩集作序，自是對王定國“忠孝無尤”品格的推崇。出身名門卻不避厄窮，歷經苦難仍堅守道義，亦堪為自身樹立了精神標杆。在動蕩的時代洪流中，如何像王定國一般，以詩明志、以行證心。敘文中“治世之音”的評價，從來不止於對詩歌藝術的讚譽，更是對亂世中文人風骨的礼赞。當蘇軾將“詩品”“人品”與“時代精神”三者緊密聯結，這篇集序便不再是普通的文學評論，而是北宋文人精神史的珍貴切片。既記錄著患難相知的深厚情誼，更沉淀著中國傳統文人“達則兼濟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”的精神底色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附原文《王定國詩集敘》

      太史公論詩，以為“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⑴。”以余觀之，是特識變風變雅⑵耳，烏覩詩之正乎⑶？昔先王之澤衰，然後變風發乎情，雖衰而未竭，是以猶止於禮義，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。若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，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！

      古今詩人衆矣，而杜子美⑷為首，豈非以其流落饑寒，終身不用，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。今定國以余故得罪⑸，貶海上三年⑹，一子死貶所，一子死於家，定國亦病幾死⑺。余意⑻其怨我甚，不敢以書相聞。而定國歸至江西，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，皆清平豐融，藹然有治世之音⑼，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。幽憂憤歎⑽之作，蓋亦有之矣，特恐死嶺外，而天子之恩不及報，以忝⑾其父祖耳。孔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。”定國且不我怨，而肯怨天乎！余然後廢卷⒀而歎，自恨其人之淺也。

      又念昔者定國過余於彭城⒁，留十日，往返作詩幾百餘篇，余苦其多，畏其敏，而服其工也。一日，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，登桓山，吹笛飲酒，乘月而歸⒂。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，曰：“李太白死，世無此樂三百年矣。”今余老，不復作詩，又以病止酒，閉門不出。門外數步即大江⒃，經月不至江上，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⒄。而定國詩益工，飲酒不衰，所至窮山水之勝，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⒅。今而後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，不獨其詩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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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⑴“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”一語出現於《史記·屈賈列傳》。在這裏，蘇軾將此語歸於司馬遷似有未妥，因這話的第一作者乃是淮南王劉安，出自於其《離騷傳》。

       ⑵變風變雅：指周代詩歌從禮樂昌明的盛世之音向哀怨諷喻風格的轉變。這種轉變包含時代格局、文學功能與心靈表達三重維度：與強調禮樂教化的“正風正雅”不同，變風變雅突破中正平和的美學規範，側重情感自由抒發與社會現實批判。

       ⑶烏：表示反問語氣，相當於“豈”、“哪裏”。

       ⑷杜子美：唐代詩人杜甫。

       ⑸定國：指王鞏（1048年～约1117年），字定國，號介庵、清虛居士，北宋莘縣（今屬山東）人。出身三槐王氏仕宦世家，王旦之孫。歷任通判揚州、權知宿州、工部尚書等職，善詩畫，與蘇軾交游密切。王鞏因“烏臺詩案”受到牽連，主要是因為他與蘇軾关系密切，且被政敵指控與蘇軾有多項“不當”交往。被指控收受蘇軾的“謗訕文字”而未上繳。在烏臺詩案的審查背景下，這被視為對朝廷不忠。御史舒亶等指控蘇軾與王鞏“漏泄禁中語，陰同貨賂，密與宴游”，用詞險惡，意圖將二人往來定性為結黨營私。加之他出身名門（祖父是宰相王旦），這種身份本就易在黨爭中成為靶子。

       ⑹貶海上：王鞏因烏臺詩案牽連，被貶至賓州（今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賓陽縣），擔任監鹽酒稅的小官。

       ⑺幾死：將死，謂重病。

       ⑻意：揣度，料想。

       ⑼清平豐融：清和平允且盛美。藹然： 和氣友善的樣子。治世之音：出自《禮記·樂記》，原文“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”，通過音樂特徵反映社會政治狀況，象徵政治清明、民生安樂。

       ⑽幽憂：過度憂勞；憂傷。憤歎：憤慨歎息。

       ⑾忝：有愧於。

       ⑿語見《論語·憲問》。原文爲“子曰：'莫我知也夫！’子貢曰：'何為其莫知子也？’子曰：'不怨天，不尤人。下學而上達。知我者，其天乎！’”不怨天，不尤人：指不抱怨天，不責怪人。

       ⒀廢卷：放下書；謂中止閱讀。

       ⒁彭城：即江蘇徐州市。

       ⒂顏復（1034年～1090年），顏回後裔，顏太初之子。字長道，彭城（今江蘇銅山）人。宋仁宗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試中書第一，最初擔任永寧縣知縣；宋神宗熙寧年間，顏復被任命為國子監直講；熙寧年間被任命為國子監直講，次年改任天章閣待制、國子祭酒。泗水：泗河，淮河流域沂沭泗水系，南四湖支流，是山東省中部較大河流。桓山：即徐州地域一座與歷史人物桓魋相關、因蘇軾詩文而聞名的小山。

乘月：趁著月光，指戴月而歸。

       ⒃據敘文所記，王鞏被貶海上之後三年，曾暫返江西，則當在元豐五～六年（1082年～1083年）間，是時東坡仍在黃州，因出門數步便是大江。大江即長江。

       ⒄眊眊焉：形容衰老遲鈍的樣子

       ⒅改其度：改變其原來的生活規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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